过去司空见惯的中国特有的审判方式、办案模式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深入群众、调查研究逐渐由常规变成了例外。
因此，真正的宪政必须包含实质性的内容，那就是人权保障，只有当政府框架提供一个人权法案以及保证人权法案得到遵守的一系列制度设施时，政府规划才成为宪法。进入 高全喜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宪政 正义 。
宪政的这一消极目的，并不是经由政府通过实施行政权力来动员全社会去实现的，相反，宪政恰恰是限制政府的行政权力，约束它对全社会的动员，并将人权保障的宪政目标交给了司法机关，通过法院来实现。弱势的逻辑与1＋1＝3的总体逻辑相反，而是1＋1＝0.5的个体逻辑，这种以个体为本质的政治逻辑并不认同总体的优先性，不接受总体性具有最高的目的性，相反，它认为总体是为了个体而存在的，个体是政治逻辑关系中最实质性的内容。对此，康德的个人是目的的著名观点可以说是这种弱势逻辑的最好解说。按照英美的法治精神，个人的权利是有限的，弱小的，但法律的权威却是无限的，巨大的，通过法律可以实现人的基本人权，因此，法律不但要保护个人的权利，而且要限制政治权力，特别是政府的权力滥用。弱势的政治逻辑突出地体现在法律上，法律的实质在于它是一种校正性的正义，即它从法律（乃至宪法）的高度明确规定了个人的基本权利，因此，不容侵犯（剥夺、损害）的否定语式，是自由立宪正义的一种基本语式，也就是说，它维护的是个人权利不被侵犯，侵犯了这些权利就是不正义的，就需要通过法律加以校正。
第三，超验价值维度，它关涉着上述两个维度的超验性渊源，为它们的正当性提供终极的价值支撑。从实质正义看，第一个维度是个人正义，个人正义是政治正义的关键，也是宪政正义的核心，在它身上实质性地体现了宪政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价值归宿，一切政治的正义只有落实为个人的正义，才是最为根本的和真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修正案(草案)》目前正在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
既然他们标榜整个过程都是沿着法律轨道行进，既然也承认法律的严肃性，为何到最后却又迫于网上的压力而草草地收场了呢？因为迫于网上的压力，所以可以不坚持法律的严肃性吗？这种荒谬解释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此前的过程并不能经得起法理推敲，并没有真正沿着法律轨道推行，所以在舆论压力面前现出了原形。（《新京报》3月10日）之前的河南、内蒙古网警跨省追捕网上发帖案尚未从公众记忆中淡去，湖北网警上演了又一起跨省追捕的闹剧。法律没有感情，不会偏私，法律借助明确的形式，具有规范性，没有任何人或组织机构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法治的这些特征决定了其权威性、不可抗性、至上性，具有法治意识的为政者理应分得清什么是诽谤，什么是诬赖，也应该很清楚如何用法律应对诽谤或诬赖。只是在滔滔舆论的质疑声中，警方迫于网上的压力把发帖者释放了。
发帖者所发帖子是故意诽谤还是有理有据？在陈永刚被拘留的这些天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所有这些都可以另外去讨论，但我觉得整个案件最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当地警方从开始对发帖者进行追捕到实施拘押再到对此案的善后，他们整个过程中一直强调自己是严格按照规定执法，还称所作出的决定是上报过上级领导的，认为应该体现法律的严肃性。可对整个案件进行回顾，它不过是在重复以往的故事—公民在网上发帖，官方认为存在诽谤、污蔑，于是官方追捕发帖当事人，当事人逃离是非之地，官方穷追不舍，于是演绎成一出草草收场的跨省追捕闹剧。
3月5日，陈永刚被郧西县公安局提前释放，据郧西县公安局的解释，是迫于网上的压力。2月26日，湖北十堰市郧西县公民陈永刚被郧西警方带走，因为他在网络上的一些言论惹祸了，被行政拘留8天的罪名是侮辱诽谤他人。如果把这场跨省追捕案看作地方政府的政府行为与网络民意的较量，令人欣喜的是网络舆论再次占了上风。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能归结到一个问题上，那就是一些执法者法治意识的淡薄，缺乏法治自觉的意识。
二、在一些执法者眼里，法律在面对舆论压力时是可以不坚持立场的，法治在面对外部质疑时是可以另当别论的法律没有感情，不会偏私，法律借助明确的形式，具有规范性，没有任何人或组织机构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法治的这些特征决定了其权威性、不可抗性、至上性，具有法治意识的为政者理应分得清什么是诽谤，什么是诬赖，也应该很清楚如何用法律应对诽谤或诬赖。（《新京报》3月10日）之前的河南、内蒙古网警跨省追捕网上发帖案尚未从公众记忆中淡去，湖北网警上演了又一起跨省追捕的闹剧。既然他们标榜整个过程都是沿着法律轨道行进，既然也承认法律的严肃性，为何到最后却又迫于网上的压力而草草地收场了呢？因为迫于网上的压力，所以可以不坚持法律的严肃性吗？这种荒谬解释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此前的过程并不能经得起法理推敲，并没有真正沿着法律轨道推行，所以在舆论压力面前现出了原形。
3月5日，陈永刚被郧西县公安局提前释放，据郧西县公安局的解释，是迫于网上的压力。可对整个案件进行回顾，它不过是在重复以往的故事—公民在网上发帖，官方认为存在诽谤、污蔑，于是官方追捕发帖当事人，当事人逃离是非之地，官方穷追不舍，于是演绎成一出草草收场的跨省追捕闹剧。
2月26日，湖北十堰市郧西县公民陈永刚被郧西警方带走，因为他在网络上的一些言论惹祸了，被行政拘留8天的罪名是侮辱诽谤他人。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能归结到一个问题上，那就是一些执法者法治意识的淡薄，缺乏法治自觉的意识。
二、在一些执法者眼里，法律在面对舆论压力时是可以不坚持立场的，法治在面对外部质疑时是可以另当别论的。如果把这场跨省追捕案看作地方政府的政府行为与网络民意的较量，令人欣喜的是网络舆论再次占了上风。发帖者所发帖子是故意诽谤还是有理有据？在陈永刚被拘留的这些天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所有这些都可以另外去讨论，但我觉得整个案件最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当地警方从开始对发帖者进行追捕到实施拘押再到对此案的善后，他们整个过程中一直强调自己是严格按照规定执法，还称所作出的决定是上报过上级领导的，认为应该体现法律的严肃性。只是在滔滔舆论的质疑声中，警方迫于网上的压力把发帖者释放了在某种意义上，打假反赌风暴就是信息公开的一种中国特色的手段，也是通过警力斩断互惠性食物链的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可爱的球迷们曾经热狂地期望中国足球冲向亚洲、冲向世界，现在他们突然发现体育界管理体制根本就无法确保运动员们保持良好的竞技状态。
在司法领域，裁判公正是要靠裁判独立来保障的。如果一切比赛的结局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天底下没有不能达到的指标、没有不能获取的成绩，因而一切辉煌和荣誉也就变得毫无意义，只剩下自欺欺人之余的无聊。
善良的公民们也还在殷切地期待着中国企业走出去，参与全球市场竞争，也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现在足坛假赌结合的问题或许让他们终于领悟到这样的真理：我们的软硬实力在很大程度上将最终取决于制度竞赛的结果，不熟悉、不遵循也不能善用游戏规则的团队将不会取得桂冠，没有费厄泼赖精神的团队即使胜出也会招致不信感和嘘声。要瓦解上述裁判不公的病灶，最有效的手段并不是群众的讨价还价和当事人和解，而是预设表达异议的通道以及信息公开。
赌球现象还让我们看到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局限性。（季卫东／文，载《新世纪》周刊第386期） 进入 季卫东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足球 。
一般而言，游戏规则的效力基于裁判公正和赏罚分明。在当今的中国，由于种种原因，足球竞技更是风靡一世，俨然经国之大业，俨然盛世之象征。足球赛事既然已经承载了太多的公民期待，足坛丑闻所带来的冲击就绝不仅限于茶余饭后的娱乐消息。但是，赌球或者说赌场经济却可以消除那种无聊感。
认识到这一点是好事情。由此可见，从2008年刮到现在的全国性足坛打假反赌风暴，在荡涤浮华和污秽之后，也揭示了重建诚信和推行所谓费厄泼赖（fair play）精神方面的三条底线，即：司法公正、信息公开以及反垄断，其中最核心的就是认真对待游戏规则。
黑哨现象或许也会成为反对司法独立的又一个理由。但在我国，颇有些人以为正是司法独立导致了司法腐败，因而中国司法不公的最大问题不是司法缺乏独立，而是司法缺乏监督。
这样的足坛怪圈非常具有典型意义，举目环视，到处皆有类似现象。现代法治为良好的市场提供了非市场性的基础，为健全的自由提供了不自由的基础，但是，当市场性或自由过度膨胀，就会导致这个非市场性的、不自由的法治基础的瓦解，反过来也会扭曲市场机制和自由的条件。
假竞技则是运动员在游戏（玩弄）着那些游戏规则，以蒙蔽、欺骗以及狼狈为奸的方式扼杀对机会平等的最低限度希望。在这里并没有真正的解释和相应的不断整合化的作业，只有不断细则化的规则创制，在审判过程中规则解释所占的比重非常小。也就是说，在目前的制度设计中，采取法律共同体内部的推理、解释、论证等技术手段来限制审判裁量权的通路基本上被截断了。然而接下来还要做的、或者更应该做的是：为司法独立扫清各种障碍，确保对相关贿赂案件的审理不再出现黑哨现象，不再形成打假变假打的流弊，不再助长被告试图在审讯和公诉过程中继续赌球的动机。
规则的适用涉及规则的解释，而我国的规则解释方式却非常有特色，往往造成要么僵硬失调、要么灵活无度的困境。那些满怀爱国主义激情追看赛事的单纯的球迷们，最终看到的却是一连串的太虚幻境，是除了朱门外那对白石狮之外的滔天污秽，会作何感想？此时此刻不必深究，不必回答，道理不言而喻。
足球比赛理应是最讲究规则的。在万物商品化的背景，货币和当事人的同意能够解构某种规则体系，但却不能够防止腐败通过互惠性的食物链蔓延，甚至反倒成为恶性牟利同盟结聚力量的媒介。
在这里，黑哨就是司法不公，是负责维护和执行游戏规则的裁判自己对游戏规则的肆意践踏。因此，黑哨、假竞技、赌球构成了某种三位一体游戏规则耍无赖的怪圈，可以弄假成真、点石成金。
